中新网山西运城10月16日电 (记者 孙自法)“放眼整个世界，各地的古代文明都呈现出共性与差异相互交织的图景。”
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10月15日至17日在山西运城举办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、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施劲松研究员在大会上做“文明探源与文明互鉴”主题发言时作上述表示。
两条路径
施劲松说，从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中，可以看到考古学从事文明研究的两条路径——文明探源和文明互鉴。
通过文明探源，中国考古学揭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“多元一体”格局，发展出“多元一体”“满天星斗”“重瓣花朵”等原创理论，形成聚落考古、环境考古、科技考古等多学科融合的方法论，也成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。
文明探源揭示和阐释的中国古代文明，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明的谱系中，由此，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思想资源，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共同重绘着世界古代文明的图景。
他指出，如果说文明探源是对内，那么文明互鉴就是向外。面向世界，文明互鉴通过广泛、深入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中外联合考古等方式，开展文明比较研究，从不同的出发点和多维的视角，可对世界文明形成更为丰富、立体的认识。
任何一种古代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存在，总会与其他文明存在程度和范围不一的联系与交流。正因为如此，考古学具有鲜明的世界性，所有的区域文明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文明，在世界文明版图上都不可或缺。
考古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内涵极为广阔的科学，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，世界各地的所有考古发现都应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。因此，考古学的目标就是揭示世界文明、建构人类的全部历史；考古学可以并且需要突破地域性，最终指向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和未来。
施劲松称，中国考古学从来未停止过文明互鉴，始终与世界考古学界保持交往、交流，以多种形式和丰富内容深化文明比较研究。
文明互鉴的重要实践还有中外联合考古，中国考古学家主动参与世界其他区域考古活动，研究世界其他古代文明。21世纪以来，中国的考古机构、大学、博物馆等纷纷组织考古队赴外开展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。
他认为，未来考古学的发展，不只取决于考古新发现，也取决于考古学的视角、理论、方法和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。
同一目标
施劲松表示，通过文明探源和文明互鉴两条路径，考古学界深刻认识到，从世界范围看，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不在于考古材料的类别或样貌独特，而在于文明演进的道路和文明特质。
中国古代文明在本土起源发展，同时与外部世界保持沟通与交流。至迟从五六千年前开始，亚欧大陆的东西方之间、东亚与东南亚及沿海岛屿之间，就有活跃的文化交流，物种、资源、技术、产品、观念等广泛传播。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，中国与域外有了更为频繁、多样的交往。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，塑造了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。
跨区域的文明比较，也深化了考古学界对中华文明若干重要特点的认识，比如，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前尚未出现文字和金属器时即已形成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发展进程，5000多年的发展延续不断；中华文明所具有的“历史性”，即中华文明史所具有的属于自身的生长线索和内在动力。
施劲松指出，文明的共性，首先来自人类面临相同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，需要应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共同问题，包括地理环境、气候变化、人口压力、社会分化、暴力冲突等，如获取自然资源、发明各种技术、选择生活方式、产生文字和宗教信仰、结成社会组织甚至形成国家等，都是应对的策略。
更重要的共性在于，文明都经历了由初级向高级发展、演进的相同阶段，大多数地区的社会都从最初的采集、狩猎群落，发展到复杂社会，最后形成国家。同时，共性也来自文明间的联系与交流，使不同的区域出现相同的文明因素。
文明的差异，则主要缘于不同的自然环境，人们在不同的生业基础上，发展出农业文明、草原文明、海洋文明。面对共同问题时采取的具体策略也不尽相同，造成了文明的差异。
尤其是当人类进入复杂社会后，出现庞大而复杂的城市，各种风格和功能的艺术品、权力象征物、宗教祭祀用器，推动文明的差异性显著增强。比如，在从简单的聚落发展到复杂的城市后，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，是设计和修建体现等级、政治秩序和宇宙观，城内的建筑充满了象征性。
施劲松强调，文明的共性与差异并非简单对立，两者始终存在一定张力，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下，文明才得以发展、演进。
考古学揭示的世界各地的古代遗存，直观而清晰地展现出文明的共性与差异，考古学家需要深入研究每个文明的内涵与特性，以全球视野认识各地文明的差异与共性，揭示文明如何在两者的张力中从远古发展至今。
“文明探源与文明互鉴指向同一个目标，即从古代遗存中梳理出文明发展的脉络，揭示历史演进的细节和文明发展的动力，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。面向人类文明的未来，这是考古学对当今世界的深远意义。”施劲松说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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